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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期:苏氏名人之苏轼
  苏轼(1037—1101年),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,四川眉山人。其父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苏洵,其母程氏,是当地名门之后。苏轼出生的前一年,苏洵对妻道:“吾自视,今犹可学。然家待我而生,学且废生,奈何?”程氏答道:“我欲言之久矣,恶使子为因我而学者。子苟有志,以生累我可也!”苏轼出生后,程氏亲授诗书。


  据苏辙《东坡先生墓志铭》载:“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《范滂传》,慨然太息。公侍侧曰:‘轼若为滂,夫人亦许之否乎?’太夫人曰:‘汝能为滂,吾顾不能为滂母耶?’公亦奋厉有当世志。太夫人喜曰:‘吾有子矣!’”苏轼天资聪颖,师从州学教授刘微之学习时,曾把老师写鹭鸶的“渔人忽惊起,雪片逐风斜”诗句改为“雪片落蒹葭”,使刘微之惊叹不已。
 

姓氏名人
 

  嘉佑元年(1056 年),苏轼随父晋京应考,父子三人的文章轰动京师。曾巩在《苏明允哀词》中描述当时的情形说:“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,得而读之者为之惊。或叹不可及,或慕而效之。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,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,家有其书。”苏轼参加礼部试的文章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,语仅六百字,宗师汉古,质朴畅达,深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。欧阳修在《与梅圣俞书》中动情地写道:“快哉!快哉!老夫当避路,让他出一头地也。可喜!可喜!”苏轼与苏辙都顺利地通过了殿试,荣登金榜。金榜题名仅月余,程氏在家乡病逝,苏轼同父、弟仓促离京,此去一别,几近三年。

  嘉佑四年(1059 年),苏轼重返京师,却只被任命为河南福昌(今宜阳)主簿。苏轼拒绝赴任,参加了嘉佑六年(1061 年)的特别临考——秘阁的制科考试,被取为三等。在北宋 160 余年的历史上,能被取为三等的仅四人。此次考试后,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。

  凤翔三年,苏轼的诗歌创作逐步走向成熟,写有《凤翔八观》等 136 首作品。凤翔任满回京后,苏轼受到仁宗皇帝及朝中权臣的器重。但第二年,苏洵病故,苏轼同弟弟苏辙扶柩归葬,刚有起色的政治生活被迫中止。熙宁二年(1069 年)守孝期满回京时,政局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年轻气盛的神宗皇帝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,实施变法。王安石与苏氏父子曾存有芥蒂,他早在苏轼参加制科考试时就对苏轼的文章颇不以为然,说:“全类战国文章。


  若安石为考官,必黜之。”苏轼对王安石的新法也很不满,认为:“今日之政,小用则小败,大用则大败,若力行而不已,则大乱随之。”政见分歧使苏轼在京师左右不逢源,终于被排挤到远离政治中心的杭州,任通判。
  在杭州任上,苏轼写了不少讽刺新法的诗歌。由于心情沉郁愤懑,再加上性格豪放纵情,这些作品的特点被后人概括为“骂格”,成为乌台诗案的主要罪证。

  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的重大转折点,但政治上的打击、生活上的穷困未能改变苏轼的铮铮个性。他在《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雨甚》诗中道:“我虽穷苦不如人,要亦自是民之一。形容虽似丧家狗,未可弭耳争投骨。”黄州的贬居生活,使苏轼认识到了新法的利弊所在。因此,当保守派执政后全盘废除新法时,自然受到了正直的苏轼的反对。其结果,是苏轼再次被排挤出京,任杭州知州。在杭州任上,苏轼为地方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,深得当地人民的拥戴,甚至到“家有画像,饮食必祝,又作生祠以报”的地步。

 

姓氏名人
 

  苏轼晚年,承受了更为严酷的政治打击,其贬官的地方,由广东的英德到惠州,又由惠州至海南。在“食无肉,病无药,居无室,出无友”的海南,苏轼的意志老而弥坚,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作品,平均每两天即有一篇问世。

  苏轼的一生,大起大落,历尽坎坷。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他不苟合、不媚从的正直个性。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,苏轼在由海南回内地的途中染上瘴毒,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常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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